那还是1962年的夏天，我住在缅北瓦帮的一座山上。这里是一个小镇子，百十户人家，茅草屋疏疏落落的撒在山坡上，鸡叫狗吠声能传出几座山，每每有马帮叮铃叮铃地爬上山来，狗叫，鸡叫，也会哼哼味咏，东拱西拱。
平日里镇上静悄悄的，阳光下，红土散发出热乎乎的气息，茂盛的树木杂草绿得晃眼，铺天盖地，像随时都要淹没村寨。
这年我26岁，有一个妻子，一个儿子，一间小杂货铺，就是在挨着大路边的一间茅草屋里摆了点肥皂、香烟、糖果、电池、煤油等小百货，再在墙上开了扇大窗户，使过往的行人、马帮能一眼就看得见里边的花花绿绿。有钱人不会到这来买日用品，无钱人想买又买不起，生意清清淡淡，勉勉强强维持一家三口的开支。 附带说一句，那时候不光我穷，连那位后来被香港报纸称为金三角的鸦片大王，也不富裕，就同我一起生活在这个镇子里。许多人都知道他是鸦片大王，许多人又不知道他获释后已改邪归正，做正经生意了。
那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早晨，我刚开门，正弯着腰扫地，听身后有人喊:“大哥，”回头看，是个景颇人。我们那儿称克钦，也称山人。他长得黑黑瘦瘦的，着黑短褂子，黑短裤，一把拴着红缨穗的长刀斜挎腰间。 “大哥，住在你旁边的莫多大爹到哪去了?”他问。
“走了，搬家了，搬到坝子里去了。”我说。 我对那老头不知怎么有些不屑提，他整天同山人、马帮勾勾搭搭，买他们捎来的玉石，也许还有鸦片，然后再转手卖出，这本来不稀罕，我们这里挣钱的就两样东西:鸦片和玉石。镇上大多数人家都有人做玉石生意，可气的是他从不同我谈买卖的盈亏，甚至有意避着我。
山人失望地望着远处云雾缭绕的山峰—坝子就在那山峰下。许久许久，他才回过头来，说:“大哥，你要不要毛料?”